黄琪翔（中）兄弟及其黄奎翔（右）、黄奕翔（左）均出生在新加坡，图为他们青少年时亲兄弟三人在新加坡的合影。后来，黄琪翔回国，成为爱国的将领，黄奎翔、黄奕翔则分别在马来西亚、印尼经商。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省梅县水车墟茶山乡人，1898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十七日)出生於—个农民家庭，父亲黄富霖，因家贫远渡南洋谋生，母亲刘桂伍居乡务农。黄琪翔早年胸怀壮志，勤学苦读，经广东陆军小学、武昌第二预备学校，毕业於保定军官学校。因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满於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1922年回广东投身革命，在东征、南征诸役中屡建战功。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二十六团团长，率部从海南岛赶赴湖南平江，与叶挺的独立团并肩作战，主攻据高固守之敌，为北戊军首次报捷。汀泅桥之役，是北伐进军中的关键一战，在敌人援军即将赶到的紧急时刻，黄琪翔向总政冶部主任兼前敌总指挥邓演达和师长张发奎请战，由他率三十六团为前锋，黑夜从汀泗桥右侧约五十里处渡河，迂回敌後突击，一举占领敌区制高点，并扩展到汀泗桥北面阵地。师长张发奎率叶挺独立团和三十五团从矫南向守敌发起猛攻，八时前占领汀泗桥，并於午前进占咸宁县城。随後，黄琪翔率部与十二师所属各团乘胜前进，勇夺贺胜桥，直捣武汉。攻克武昌之后，黄琪翔奉命率部向江西进军，在马回岭一役，他骁勇善战，击溃孙傅芳主力，与各军协力占领南浔綫，克复南昌、九江等城，被誉为常胜将军，以战功卓著升为第十二师师长。据郭沫若回忆，当年黄琪翔是一位年青军官，在军中有很好的声誉。北伐战争第一阶段，黄琪翔舆叶挺并肩战斗，亲密合作，战绩显赫，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嬴得了“铁军”的称号，谱写了国共合作的光辉篇章。1927年4月，黄琪翔晋升为第四军军长，时年二十九岁。同年第二次北伐，黄琪翔率部进军河南，在临颖决战，击败奉军主力,进占开封、郑州．为北伐战争再立新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琪翔不忍“同室操戈”，於1928年东渡日本学习和考察。同年7月，中日关系紧张，他从日本到达德国，在柏林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相会，过从甚密。受到他们的影响，黄琪翔赞成邓演达的政冶主张，并参与商建新的政党，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复兴中国革命。1929年随宋庆龄以秘书名义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其后寓居上海。1930年邓演达回国，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琪翔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1931年夏季，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派黄琪翔赴粤开展军事活动，深得邓演达的信赖。邓多次给他去信说：“军队工作应加紧，你应指导他们工作”，等等。8月间邓演达不幸被捕，倒蒋起义功亏一篑，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值此艰危之际，黄琪翔被公推主持党务，他同季方、朱蕴山、章伯钧等为营救邓演达和恢复组织倾注了全力。“九·一八”事变爆发，黄琪翔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由他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冶口号和行动纲领，于1932年组织义勇团和後援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一．二八”淞邑抗战。1933年夏初，极力支持冯玉祥组织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组织了北平的一批党员到张家口参加抗日战争。同年秋，黄琪翔率领党内大批干部到达福建，参舆发动福建事变，并提出了“联共”的建议。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的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黄琪翔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大声疾呼“外侮日亟，国土日蹙，非抗日无以救国”的主张。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黄琪翔当选为政府委员，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主任。为抵御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他常辛苦跋涉，不避艰险，亲临前线各地视察指挥。福州告急时，他和蔡廷锴是最後离开幅州的。
    福建事变失败後，黄琪翔重赴德国，在柏林参加“中国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坚持反蒋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因而遭到柏林警察当局的拘捕。1935年，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力主联共抗日，认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
    193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以后，进一步激发了全国要求抗日救亡的高潮。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国民政府大使馆转来陈诚召他回国的电报。他鉴於国内政治局势已有转机，决心回国参加抗日。他回到香港，与党内的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郭冠杰等相聚，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民主团结，推动联合抗战。”他又说，“我是一个军人，在民族危亡时刻，抗日救亡，责无旁贷，应当运用一切可能机会，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
    1937年“八·一三”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在这个战役中，黄琪翔先後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三个月之久。是年8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黄琪翔同他们常相过从，由衷赞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表示“愿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一次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来访，黄琪翔热情地设家宴招待，并邀请国民党要员张群作陪，饭後还在庭院合影留念，为国共两党的谈判添加了和谐的气氛。1938年初，黄琪翔参与徐州会战作战方案的拟订，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特托他邀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参谋长叶剑英到蛇山下熊廷弼路私邸，就对敌作战问题掬诚会商，周恩来提出徐州会战应采取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随後，白崇禧前往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就执行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取得了血战台儿庄的辉煌胜利。1938年上半年，黄琪翔和周恩来同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们彼此坦诚相处，亲密合作，扩大了团结抗日的影响。后来黄琪翔常回忆说：“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但在当时，他却为当局所不容，8月间被调离政冶部，任军训部次长闲职。1939年秋，日寇在湖北境内发动进攻，因军事上的需要，黄琪翔出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了著名的枣宜会战，激战七昼夜，敌军一无所获，黄琪翔获得华胄荣誉奖章。随後，他率部参加襄东阻击战役，制止日军越汉水的企图，双清激战，消灭渡水敌军过半，大获全胜。黄琪翔奉电记大功一次。1941年冬，黄琪翔改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在那戎马倥偬、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以司令部为家，延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土在身边工作，为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他的司令部驻湖北恩施时，适叶挺詖国民党当局拘禁於此，黄琪翔以友情为重，不避嫌疑，常亲往探视，并给予生活上的种种关照。他对叶挺不独是乡情旧谊，尤钦佩其高风亮节。后来他在纪念叶挺的词作中曾写道：“时花异草知何在，红叶长留天地间。”1943年冬，英、美、中 成立对日作战同盟军，中国相应地组成远征军，与盟军同攻侵缅，日军，黄琪翔调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指挥滇西远征军作战。他在盟军中显示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为打通被封锁达三年之久的中印公路，结束我国被围困的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八年抗战中，黄琪翔转战东南，几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他待人接物，却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有军人政冶家之称。他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有深厚的友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後，黄琪翔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国。当他识破国民党正准备内战时，曾公开表示“从此退伍，绝不参加内战。”以后见国内和平无望，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现役军人，为回避内战，请求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於1947年6月离国赴德。到任之後，他认真考察并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识到民主力量必胜，反内战之心更为坚决。1948年秋，他奉召回国述职，途经巴黎时获悉国民党当局巳决意向内战的死胡同钻到底，幻想凭长江天险苟延时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寻找出路。迄回到南京，他一再向蒋介石力陈已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内问题决非战争所能解决。由於他的意见正舆蒋相悖，最後蒋恼怒地对他说：“你不要再到德国去了！”此时，适傅作义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有机会同黄琪翔会晤，黄趁机密勤傅
说：“此次内战毫无意义，违反大势，丧失民心。目前败局已成，即拼死挣扎，也祗能是延长战祸，陷民族於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志者当机立断，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时候。”也就是值此中国人民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黄琪翔毅然出走，化装潜往香港，公开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并连续发表文章和谈话，积极参舆全国的爱国民主活动。1949年8月，黄琪翔应中共中央邀请从香港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琪翔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又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秘书长、副主席。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为人豪夹坦率，表里一致，刚正不阿，乐于助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大陆经历了艰难的岁月，黄琪翔遭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从没有动摇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祖国必有光明前途的信念，从没有淡漠对曾长期合作共事的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的尊敬。
    黄琪翔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他曾长期指挥国民革命军为反帝反封建而战，并建有卓著的功勋。他一生冀求祖国成为统一、富强、文明的国家。他对台湾和海外的诸多亲友故旧总是萦系在心，一直思念不已，盼望能有聚首叙旧之日。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祖国的伟大变革便于1970年12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文/郭秀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