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人

　　邓演达，字择生，曾化名策成、仲干。1895年（清光绪二十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村鹿颈村。先世务农，

父亲邓镜仁系清朝秀才，先后在惠阳、惠州等地学堂任教职。中年结识中国同盟会会员邓铿，他同情孙中山，这对邓演达走上革命道路有积极影响。母亲叶氏，在家操持农务。邓演达生长在农村，自幼参加劳动，对地主的残暴和农民的贫困有深切了解，这孕育了他后来的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在华南沿海一带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尤其是1907年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使邓演达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的启蒙。1905年，他随父到淡水读书。淡水邻近香港，文化较发达，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如《民报》等都能看到。广泛流传的孙中山神话般的传说，使邓演达无限景仰。随着年龄的增长，邓演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愿望日益强烈，他立志做一名军人，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和民族

　　1909年，邓演达14岁时，考入广东陆军小学。这所学校虽为清政府设立，但中国同盟会已渗入其中，学堂堂长邓铿、监督赵声，都是从事秘密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在学期间，邓演达不仅军事成绩优秀，还擅长诗词歌赋，其聪颖勤奋，为师友所推崇，得到邓铿的赏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当时，全校仅有同盟会会员20余人。同盟会要求会员工作勤劳，生活自重，行为勇敢，待人热情，尽多争取志同道合的朋友，反对骄奢淫逸，言行卑鄙，邓演达均堪称楷模。盟员们经常传阅秘密书刊　一起或谈论国家大事，或慷慨悲歌。

一九一九年，邓演达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派赴西北边防任排长时留影。

　　1911年4月，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受命参加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未及执行命令，起义便告失败。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邓演达随陆军小学参加了潮汕之役、宿州之役，并随广东北伐军向苏皖挺进。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各种反动势力胁迫下孙中山放弃了组织起义省份北伐的革命路线，举行南北议和终于以袁世凯篡权而宣告辛亥革命的失败。广东北伐军撤回广州，邓演达十分悲愤怅惘，决定重新学习，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做插班生。他悉心研究一切学术科目，每试必名列前茅，对经史子集也无所不读。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由邓铿策划，以林震为总监的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由于炮兵叛变，反袁北伐军未及行动而告解散。各地反袁起义亦接连失利，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以失败而告终。

　　通过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使邓演达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是革命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决心继续在军事上深造，俾学有所成，为国效力。1914年，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冬毕业，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1919年2月，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0年中，通过中国同盟会的精心培养，4所军事学校的系统学习和3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练，年轻的邓演达，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革命品格、道德情操、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实践经验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作了充分准备。

追随孙中山

1924年邓演达（左三露半边脸者）随孙中山（右二）参加高伐罗夫将军殡礼。左一为程潜，前背立为吴铁城，前右三为廖仲恺。

　　1917年，孙中山拥有了一支归革命党人掌握的武装——闽粤军，邓铿任军司令部参谋长。得知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到西北边防军任见习军官，便决定调他来帮自己建设粤军。1920年初，邓铿任命邓演达为宪兵营官长（一说任宪兵连连长）。当时援闽军组织庞杂，军风纪败坏，散兵游勇到处恣扰百姓。

　　邓演达上任后，充分发挥宪兵职能，大力整顿，一时军纪严明，社会秩序良好，博得群众好评。同年10月，经过3个月苦战，粤军终于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的势力，打回广州，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兼任师长），为其他部队作示范。邓演达任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管教育班主任，分批轮训下级军官，还兼任过步兵独立营营长、工兵营长。部队凡经过他严格训练的，均能起到模范作用。

　　邓演达在第一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邓铿的信任。因此，无形中成为第一师的核心人物，与邓铿同心协力建设第一师，使它渐具革命军队的素质，后来成长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四军，为中国革命培育出不少杰出将领，如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

任粤军第一师工兵营营长的邓演达。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准备在统一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陈炯明野心勃勃，阻挠北伐，1922年暗杀邓铿，窃取第一师师长职位；又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第一师面临被分化瓦解的危险。邓演达联合李济深、叶挺等人形成核心，团结巩固内部，保存实力，与陈炯明周旋。10月，邓演达受第一师推派，秘密到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工作。他临危受命，联络滇、粤、桂军，组织西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从西江东下，11月从陈炯明手中夺回广州，邓演达战功卓著，1923年2月，迎孙中山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孙中山提升邓演达为旅长，他坚辞不受，推荐陈铭枢，自己担任第三团团长。为保卫广东根据地，邓演达率部兵不解甲、马不停蹄地平定了沈鸿英、杨池生、杨如轩的叛乱，又为彻底消灭陈炯明叛军奋战东江。孙中山对他非常赏识和器重，调邓团拱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并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和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命贪生之性根”。当他奉命筹办黄埔军校，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他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同志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黄埔育才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民主义，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孙中山拟委任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他谦虚地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学生总队队长，后升任教育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密切合作，知人善任，广泛吸收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人师表，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每次野外演习，必亲自参加并进行讲评。清晨与学生一起出操，绕长洲岛跑步约20华里，每周还对学生做一次国内外形势报告，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纪律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抨击旧军队的腐化，宣传重视农民力量和解决土地问题。他常对学生说，黄埔是培养革命军人的地方，不是制造军阀的地方，这里不容有军阀作风。要求学生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爱国家、爱百姓、不爱钱、不怕死、负责任、守纪律、精诚、团结、友爱，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他爱赠分明，语言生动，能深深打动学生。他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开会无论时间多长，天气多热，都坐得笔直，精神抖擞。他军容威武，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龙马不羁的精神，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有些学生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邓演达在军校的盛名和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指使其党羽王柏龄对他监视，造谣有人排斥校长，诬称邓演达和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千方百计排挤邓演达。

　　他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避免矛盾激化，1925年春忍痛辞去教育长职务，赴德留学。当时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都在德国，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鉴于孙中山的病逝，廖仲恺的被刺，国民党右派的嚣张，邓演达感到“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危险”，便于1925年冬取道莫斯科回国，为捍卫三大政策，与右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随即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3月由黄埔军校改组而成，但仍通称为黄埔军校）教育长。

　　他以惊人的魄力，重振当年黄埔的革命精神；依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右翼势力周旋。他遇事或向蒋介石直陈，或婉言相劝，又团结、又斗争，希望蒋能幡然悔悟。但蒋介石一意孤行，1926年3月，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公然诬蔑奉命令到黄埔港待命的中山舰是阴谋暴动，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拘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

　　邓演达挺身而出，与蒋斗争。为此遭到软禁，蒋又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改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兼湖州军分校教育长，将他调离黄埔军校。

北伐功臣

1926年邓演达（右）和苏联顾问铁罗尼在北伐途中合影。

　　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人士，如恽代英任秘书长，孙炳文任秘书处长、后方留守处主任，郭沫若任宣传科长，季方任党务科长。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除第一、五军外，全部由共产党员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各师团政工人员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他跟随部队一起行动，在汨罗江畔，在崇阳山中，在咸宁道上，除因工作短时间回到政治部外，始终指挥督战。攻克汉口后，他任汉口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武昌政城司令，加上原任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身四职，工作繁忙。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常常饭也顾不上吃。由于武昌守敌负隅顽抗，久攻不克，邓演达亲临城下，与士兵同生共死，仍巍然不动，指挥若定。结束战斗洗澡时，才发觉胁肉已经腐烂。他常说：“我们只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

　　拿下武昌后，武汉三镇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邓演达和徐谦等人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机关职权。在主持武汉工作期间，做了几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第一，收回英租界，一雪百年之耻。他为了长中国人民志气，不顾中国武装不准进入租界的禁令，坐上一辆汽车，两边踏板上各站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威武无比在英、法、日租界绕了一圈。这种闪电般的革命行，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士气，给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以沉重打击。当英帝国主义干涉武汉人民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并打死1名海员时，武汉10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并一举收回英租界。不久，九江也收回英租界。

　　第二，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湘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迅猛发展。邓演达十分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以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名义发表《对农民问题宣言》；担任农民部部长；与毛泽东、谭平山等人成立土地委员会；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兼所长，邀毛泽东为副所长。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讲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驳斥“糟得很”、“痞子运动”等攻击农民运动的论调。毛泽东同志盛赞邓演达在农民运动方面同他的合作。

　　第三，反对蒋介石独裁。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蒋介石竟要求迁都到他便于控制的南昌，并扣留经过南昌的中央委员。邓演达和吴玉章等外品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当蒋介石到武汉来活动迁都南昌之事时，他发起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对其质询。邓演达对蒋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晓以革命大义，但蒋听不进去。当邓演达去南昌时，蒋介石制造年关“兵变”，邓险遭暗算。

　　邓演达对革命的贡献得到公认，是当时武汉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经邓与徐谦、宋庆龄等的共同努力，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命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力挽狂澜

　　1927年，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坚决反对蒋的叛变行径，并极力主张东征讨蒋。蒋介石对他极为忌恨，在屠杀共产党的同时，下令通缉邓演达，并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分部。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和武汉革命政府发表了《讨蒋通电》，罢免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一切职务，并下令将其逮捕归案，按反革命惩治。但东征讨蒋的主张未被采纳，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邓演达率政治部向河南进军，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中，与士兵同生活同战斗，深受官兵的爱戴，曾亲自参加作战指挥。在短短15天中，把奉系军阀赶至黄河以北，并占领郑州，实现了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但胜利中预伏着噩兆。郑州会议上，汪精卫主张“分共”，冯玉祥倾向宁汉合作，邓演达虽坚决反对，但孤掌难鸣，于是随武汉北伐军撤回武汉。

　　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武汉“清党”反共迫在眉睫面对危急的革命形势，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维护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为挽救革命做最后努力他毅然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两次登门劝说汪精卫不要与蒋介石合流；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争取把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研究应变措施，力挽狂澜。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努力虽然均无成效，但充分表现了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清醒头脑，无愧于武汉革命政府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

　　6月9日，何键发出反共“清党”训令，邓感到革命已无可挽回地失败了。30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屠杀工农群众，屠杀忠实党员”的罪行，说明自己的辞职是“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的反时。并且“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立刻回来工作”，当7月15日汪精卫举起屠刀向革命者猛扑过来的时刻，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化装成检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于8月间先后到达莫斯科。图为邓演达（右）同宋庆龄（中）、王人达（前坐）、鲍罗廷(左)等在苏联高加索合影。

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徒步沿平汉路到郑州，西出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归国的汽车队。

　　经榆林、包头，穿沙漠，越西伯利亚，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邓演达与宋庆龄未参加，但仍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

探索新路

　　为了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1927年5、6月间，邓演达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陈友仁等曾拟抛开汪精卫，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基础，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但由于时局急剧恶化，未能实现。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后，受到共产党国际的热情接待，11月他与已在那里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是：宣告国民党中央的罪恶，终止其职权；筹备召集各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莫斯科宣言》对提高人们对蒋介石反动政权本质的认识，促进国民党左派的团结，推动反蒋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邓演达的思想主张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不尽一致，他便于12月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到柏林后，他用20个月博览群书，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经济学、各国政治制度、哲学和历史等。为学习各国革命经验，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曾到过英、法、意、瑞士、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他在国外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带着几个面包在图书馆研读。

　　在国内革命同志的一再敦促下，邓演达决定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对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组党是时摄于上海。

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表明了他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回国以后，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不予理睬。他便独树一帜，组建新党为此进行了紧张活动，昼伏夜出，联络同志，交换意见。经过3个月的工作,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十几个省区的代表30多人，选出中央领导机构——部会，邓演达被选为总干事，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种势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人们称之为第三党。这个组织于1935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蒋介石集团，为复兴中国革命，领导全体党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创办《革命行动》半月刊，亲自主编并撰稿，还具体指导《革命行动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通过报刊宣传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这些刊物旗帜鲜明，内容新颖，文字犀利，切中时弊，扣人心弦，颇受欢迎。日报由创刊时发行500份猛增至上万份。连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和监察院里也有不少人看。有的人甚至不惜出高价也要弄到一份。邓演达从回国至被捕前的15个月中，发表的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万字。

　　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他对党员有严格要求：政治上要忠实党的纲领；行动上要作革命群众先锋；生活上要和农工平民大众不相悬殊。他以身作则，回到上海就脱去西装，穿上布袍，所得公私馈赠，全部拿出来作活动经费和接济贫困的同志。

　　邓演达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强调“军事第一”，把武装斗争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他主张一方面建立平民群众的军队，一方面瓦解和争取蒋介石的军队。邓演达利用他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建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达数千人，遍布全国。还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和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争取了不少人，严重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军事基矗1931年上半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影响，反蒋各派势力都跃跃欲试，冯玉祥、杨虎城等均派人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为此，委员会进行了专门讨论，制定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省所有建立联系的军队一齐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喋血钟山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十分畏惧和仇恨，从他回国之日起，蒋就以30万元悬赏缉捕。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斗争。他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准备被捕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他即将赴陈诚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讲国内外形势，为叛徒陈敬斋告密。淞沪警备司令部伙同租界巡捕房中两名暗探冲进课堂，邓演达面无惧色，正气凛然地说：“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同时被捕的有12人。当然，黄埔革命同学会、行动委员会的一些人也相继被捕。邓被捕后，蒋介石曾不断派人对他进行劝降，均被其严词拒绝，革命意志极为坚强。

　　8月18日，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对邓演达等进行审讯。他铁骨铮铮，慷慨陈词：“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审判者惊慌失措，匆促闭庭。他被关在单间牢房中，有个看守愿冒死窃取钥匙，打开牢门，与他同逃。他婉言谢绝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介石必杀大家以泄愤。蒋介石急将他押解南京，押送队队长建议他半路逃跑，又被谢绝。到南京后，他被关押在军政部军法司的“优待室”里，经常通过看守与难友通讯，分析形势，鼓舞斗志。

　　邓演达被捕后，多方营救，均无成效。黄埔学生、行动委员会成员许沆圃向主持营救工作的朱蕴山提出，利用他排里的亲信卫兵每星期日晚上值班监护的机会营救，但先要筹措5万元把10名卫兵的眷属移往上海才可动手。朱蕴山等筹了款，在南京临河的水西门租好房间，包好船，备好换装之衣物，计划在附近电影院夜间散场时动手，以便他们能混杂在人群里，乘船逃离南京，转上海出走香港。正当准备行动时，蒋介石把邓演达移解至富山炮台废址内，原计划落了空。黄埔学生、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也曾组织武装营救，但也失败了。

　　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多次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和何应钦去看望他，劝他解散组织，放弃主张，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或由蒋介石任总司令，邓任副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均为所拒。“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与邓演达谈话。当蒋问到对“九一八”事变有何感想时，邓演达横眉冷对地说：还不是你连年内战造成的！正如宋庆龄所说：“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以之不屑一顾。”

　　11月下旬，在两广军阀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他为扫除重新上台的障碍，又派人向邓演达提释放条件：蒋下野期间，不再写反蒋文章。邓演达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至此，蒋介石考虑下野后两广及其他派系均不可怕，只有邓演达深孚众望，能分散黄埔力量，动摇其统治根基，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因此决心在下野前夕杀害他。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半路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豪，惨遭杀害。“碧血飞花，荒野埋骨”，邓演达终年仅36岁。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来，宋庆龄从上海赶至南京质询蒋介石才得到证实。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把茶几掀翻。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急忙伪造了军政部军法司特别会审邓演达的“判决书”，妄加罪名，宣布死刑，以掩人耳目。

　　宋庆龄回到上海，发表了《宋庆龄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痛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邓演达殉难的消息，使临时行动委员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义愤填膺，无不涕泣，他们不畏严重白色恐怖，不顾个人安危，走上街头，散发《宋庆龄宣言》，刷写“打倒蒋介石”、“邓演达先生精神不死”、“坚决为邓演达先生报仇”等标语。北平的党员把“打倒蒋介石，还我邓演达”的标语贴到北平卫戍司令部。连蒋介石营垒的一些人也表同情，一个姓吴的看守营长，辗转送出邓演达的遗物。

　　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之遗体，由陈铭枢在遇难处附近的小营岗修坟树碑，上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判陈敬斋死刑。1957年将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的石碑，并在碑后镌刻烈士生平。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他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拘泥于现成结论，追求真理，独立思考，思想深邃，勇于探索，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在黑云压城，一些人陷于消沉的时候，他的战斗纲领，他的坚毅勇敢，激励着被挫折而分散的同志继续奋斗。他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一致之处，他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相互呼应。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正如许德珩在他殉难50周年时题写的对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